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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在金融行业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金融政策是通过监管部门实现还是通过其他政策来体现？政府在控制金融风险上应承担什么责任，是大包大揽还是在极端情况下介入遏制风险？这些问题既关系到金融业的发展，也关系到金融业的风险积聚程度及消化方式。
如何才能做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现在很多中资企业投资非洲，如何系统规避因政治、政策、法律制度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等等，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单个企业所能解决的，但又是这些企业无法回避的。故应在更高的层面有所考虑和安排，以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
8月6日，我们一行人离开赞比亚的恩多拉，前往刚果（金）的卢本巴希，开启下一阶段的考察。
今年8月初，作为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公司安排下，从8月2日开始了赴非洲中南部的8天旅程。
杠杆率高时金融监管部门要找出原因，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及风险预警，甚至对火上浇油的金融现象做出抑制，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地釜底抽薪。
中国如何才能减少贸易战带来的损失，并最终获得贸易战的胜利？
在各种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力求精准并减少负效应，尽量避免“大杀大砍”，尽量不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处理以往工作不当所积留的隐患。
清理整顿金融乱象能得到怎样的成果，不仅取决于监管部门的努力程度和方式方法，还取决于一些相关部门，如国企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等的配合程度和工作的系统性，仅靠金融监管部门唱“单出头”恐难达到预期目的，只有“大合唱”才有希望使中国金融业浴火重生。
对于有经验的律师来说，起草一份股权买卖协议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在1993年到1994年，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对香港万利保险有限公司的收购却遇到了一般境外并购不会遇到的问题。
现代经济体的金融开放绝不是金融机构如何进入市场、在哪里体现商业存在那么简单，金融开放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进入市场的具体金融主体有系统的能力要求，还会对整体金融体系以及外部社会环境有一系列的要求。
中国经济状况复杂，一刀切有时并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出现“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情况，对待中国的一些带有泡沫的经济现象，“慢撒气”可能比釜底抽薪强。
